1946年秋，胡適委托南京中心年夜學甘肅籍先生馬騄程，冷假回籍探親時，可否幫他帶一部張鴻汀所著的《隴右金石錄》。當胡適收到該書后，年夜喜，后又當面將該書推舉給國粹藏書樓館長兼國史館纂修柳詒徵師長教師。柳看后，也頗愛好，于是又托馬騄程也給國粹藏書樓代購一部。
那么這部書的作者張鴻汀又是何許人也？ 張鴻汀（1890—1950），名維，號鴻汀，甘肅省臨洮縣人，21歲時以拔貢赴京朝考，授清廷學部書記官，自此從政，服官凡四十載，后任甘肅省參議會議長。
縱不雅張鴻汀平生，雖身居高位，但仍以學術研討為己任，學問廣博，著作等身。顧頡剛師長教師曾評價他：“以一人之身，六十之年，當擾攘之世，而有這般之卷帙，許年夜之志愿，可謂豪杰之士。不雅其所出書者，皆實在不茍，精神灌輸……予游東南，所接唸書人未幾，乃有此博雅之才，洵出人不測矣。”
張鴻汀師長教師博學多才，對于詩詞創作、修志研史、金石著作無不精曉。其哲嗣張令瑄師長教師生前曾對筆者說起：“我家老邁人（指張鴻汀）待人寬厚仁和，逐日自限必需唸書150頁，如當天公事忙、事物繁，未讀到150頁，則第二天必定補之。所以總給人以孜孜不倦的印象。”張鴻汀曾在《抒情詩》中也寫道：“我生無所好，所好惟唸書。兀兀窮晝夜，長年苦缺乏。上希馬與班，下亦希方吳。”張鴻汀自命書齋為“還讀我書樓”，僅從稱號上看，就聲張著一種摒棄其他一些蠅營狗茍的瑣碎事物，秉承著前人所說的“讀卷好書增見識，省些閑事養精力”的治學立場。據張令瑄撰文回想，還讀我書樓躲書達萬卷之多，周圍墻壁張懸有林則徐、林琴南、章太炎、張年夜千等名人的字畫。抗戰時代，往來于甘肅蘭州的平易近國政要于右任、薩鎮冰、邵力子、張治中，和學者向達、夏鼐、梅貽寶、常書鴻，以及九世班禪巨匠、喜饒嘉措巨匠、包爾漢等人皆前去造訪。
張鴻汀雖著作等身，且身居高位，但他還有古貌古心的一面，正如其哲嗣張令瑄所說其“待人寬厚仁和”。故今暫不談張鴻汀治學，僅談其一二則軼事，即可窺其于親友、于公益之事的熱情，彰顯一代學人的風范。
救助故人之后
1931教學場地年頭夏時節，張鴻汀收到一封來自湖南岳陽的信函，翻開一看，本來是一位叫陳原瑞芝的婦人寫給他的，信的內在的事務是：
鴻汀師長教師年夜鑒：昔年亡夫三洲宦游隴上，識拔師長教師于世人之中，師弟情深，往來密切，歷廿余年如一日。而師長教師器識宏遠，青云直上，亡夫每對客泛論莫不引以 驕傲。此瑞芝在側所習聞也。平易近十四東南軍進甘，亡夫以政見分歧辭，遂祈服。不意南旋以后匪患頻繁，處處趨避，困窘船車，竟是以病故北平。前歲冬間始克運回埋葬，草草蕆事。岳陽近年以來，天災匪禍無歲不有，而筱三權勢孤弱，不善治家，乃至所遺薄產，變賣殆盡，再過一、二年衣食亦恐將不保。回想亡夫平生長厚，為官廉潔，而成果這般，可為冷心。多情如師長教師當亦為之扼腕也。瑞芝前者留學滬上藝術專校，意在求得一無所長，以維小我生涯，而家運迍邅，不得不半途停學。刻下寄住岳城，束手無策，伏思師長教師大方尚義，必不忍見亡夫家庭敗落，而有以周濟之。至于人窮宿債，則非瑞芝所愿為也。周遭的狀況搾取，遠道求援，戔戔苦處，尚希原宥。敬頌勛綏，并候回玉。
陳原 瑞芝 肅啟
六、十四
寫信者原瑞芝的丈夫陳三洲，為湖南岳陽人，曾在甘肅宦游，得以結識張鴻汀。后來陳三洲因與東南軍在甘的主政者政見分歧而告退，陳三洲后病故于北平。原氏是以沒了經濟起源，生涯墮入困頓。張鴻汀接到這封信后，立即寄往200塊年夜洋。但是對于張鴻汀的大方輔助，陳家倒是苟求不已，仍不竭來函索要，不久張鴻汀又寄往200元。沒過多久，陳三洲的兒子陳筱珊又來函向張鴻汀要錢。信是如許寫的：
鴻汀老兄惠鑒：前奉航函家教，敬悉種切，并承兩次郵匯貳佰元，立即遵命，如數轉交原庶母收訖。推愛屋烏，同深感荷。李毅仁處，我公復函弟已見過，渠云擬再復信尊處矣。鼎兒已于上月十三成婚，雖了向平之愿，而一切所需支出開支，待呼將伯，愛我如公，可否再為救濟五陸百元用解困急？ 倘蒙金諾，則感荷隆情，匪言可喻。肅復奉懇，敬請勛安。
世小弟陳宗謀拜啟
“陳宗謀”即陳筱珊，從這封信可以看出，原瑞芝并不是陳筱珊的親母，因陳筱珊稱原瑞芝為“庶母”，原瑞芝應是陳三洲的妾。在陳家人眼里，張鴻汀就像他們捉住的一根救命稻草。同時又是一棵年夜樹，有了這棵年夜樹還愁沒陰涼嗎？ 所以陳家連續不斷地向張鴻汀求援。不久后，張鴻汀又收到了陳筱珊信中提到的李毅仁來信。李毅仁與陳三洲同為湖南岳陽同親，并有師生之誼。李毅仁在信中告知了陳家家境中落的原委：
尊師三洲察看去世以后，其家庭狀態日趨式微，筱三（珊）佳耦沉于愛好，精神萎頓，岳城衡宇兩所有形化往，田產亦變賣殆盡，一切古玩書畫運漢出售，又皆被人說謊往。鼎生今已弱冠，任其在家賭錢耍狗，絕不管束。三老潔白傳家而有此等后人，誠可慨氣。
從李毅仁的信中，我們得知，陳家之所以如許，完整是自取其禍。由於陳教學筱珊佳耦皆染上了鴉片煙癮，而他們的兒子陳鼎生又在家賭錢耍狗。岳陽的兩所房產和地步皆變賣殆盡，本來家躲的一些古玩書畫運到武漢，又都被人說謊往。
張鴻汀前后匯往的六百元錢被陳筱珊據為己有，并未給其庶母原瑞芝分文。接著李毅仁又在信中對原瑞芝如許評價描寫：“原夫人道情浪漫，以前在滬肄業，以及在省在岳，其行動固屬可鄙，但手中存款數千元早被三老用往。”從這句話可以看出李毅仁對原瑞芝佈滿了鄙夷，稱其性格浪漫。
在得知實情后，張鴻汀并未充耳不聞，而是本著仁義寬厚的襟懷胸襟又寄往了兩百元。此次接到匯款后，陳筱珊回信稱已與原瑞芝分炊，“約請戶族參加，公正剖析，各書字據，均無貳言”。但張鴻汀寄給他的兩百元仍未給原瑞芝，“屢承追蹤關心，寄款貳佰元，本應轉付交渠，則恐日后尊處更忝費事，弟意俟其去處決議，再為付給，質之高超，認為然否？”這當然是陳筱珊的遁辭，明眼人一眼就會看出，他盡對不會給后母這二百元。
如虎添翼者年夜有人在，但濟困扶危者卻為鮮見。張鴻汀可以或許對僅同事幾年的同寅后人停止接連接濟，實屬不足為奇。可是這種接濟不知什么時辰才是頭。正如李毅仁給張鴻汀信中所寫的：“我公舊道照人，殷勤懷舊，極所敬佩，如能為筱三（珊）謀一大事，俾得時常就教趨進正軌，此乃下策。若僅以金錢救濟，恐非善后之道。”最后張鴻汀能否給陳筱珊謀得個小差事，就不得而知了。
力爭莽權回屬
1925年秋天，在甘肅定西巉口鎮，一個放羊的孩子發明一只蹦跳的松鼠鉆進崖坎上的一個土洞里，他為了抓住這只松鼠而順著洞往下挖，發明了一些不明金屬物體，這就是國寶級文物——新莽衡量。那時破土而出的新莽衡量包含五權、一衡、一鉤和一丈，共8件。后來這8件銅器被運到省會蘭州，被古玩商人馬實齋僅以廢銅的價錢，用60塊銀元便宜買走，后以240塊銀元轉賣給古玩商人張壽亭。北京古玩商朱柏華又以140塊銀元將銅衡和9斤銅權買進，隨后以5100塊銀元轉賣給北京琉璃廠尊古齋古玩展。而其余6件，由時任甘肅省扶植廳廳長楊慕時師長教師用800塊銀元買下，后轉交蘭州大眾教導館收存。1932年，蘭州大眾教導館收存的6件文物，除最年夜最重的石權外，其余5件悉數被盜。第二年7月，在天津市英租界源豐永珠寶店發明了正欲運往國外的5件文物后被實時追回，妥當保留于北京團城。此后不久，先前尊古齋古玩展所購得的兩件衡量，也由故宮博物院按原價贖回。1934年春，中國粹術協會在團城舉行了“東南文物展覽”，新莽衡量初次公之于世，反應嘩然。
那時張鴻汀擔負甘肅省當局委員，他為了編輯《甘肅新通志》，正赴北京、河北、河南、山東、江蘇、浙江、山西、陜西等地察訪材料。當他從報紙上看到新莽衡量展出的盛況后，感到莽權出土于甘肅，主權應屬甘肅，應由甘肅省保留。于是他給時任甘肅省當局主席兼平易近政廳廳長的朱紹良寫信，盼望能將新莽衡量運回甘肅。朱紹良接信后，也積極運作，并給張鴻汀寫了回信，內在的事務如下：
鴻汀委員仁兄臺鑒：接誦來函，備悉一切。查莽權，前由故宮博物院呈請當局撥回該院保留。當經電呈行政院講明主權屬甘，請飭發回，旋準教部函達，準行政院秘書處函保留莽權題目，奉諭交部向有關各方妥商呈復，囑查照見復等因，復經函復。該權原系甘肅出土，又系以巨金購獲，主權屬甘，自應發回甘省，俾成完璧。各在案，迄本日久，尚未準函復，除俟該部函復至日再行函告，以便交涉外，茲將復教部函稿抄送一份，希即亮察。至馬院長在京并未見面，并及專此布復，順頌旅祺。
弟朱紹良啟七月廿三日
新莽衡量終極也未能回到甘肅，反而離甘肅漸行漸遠。新中國成立前夜，中華平易近族幾千年的文明藝術珍品和稀世文物被運往臺灣，此中5件（三權一鉤一丈）也隨這批可貴的文物于1949年運到臺灣，現加入我的最愛于臺北故宮博物院。此外，被盜劫余的寄存于蘭州大眾教導館的最重的一件石權，于1959年國慶十周年之際送往北京汗青博物館擺設，后與另一衡一權一路加入我的最愛于中國國度博物館。
2011年5月，分躲于年夜陸和臺灣的元代黃公看所繪的《剩山圖》與《富春山居圖》合璧展出，惹起了兩岸的追蹤關心。但不知兩岸分躲的莽權何時也合璧展出？ 也許為時不會好久，讓我們等待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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