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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壁生】從《訄書》到《檢論》——章太炎師長教師《聊包養網檢論手稿》的價值

從《訄書》到《檢論》

——章太炎師長教師《檢論手稿》的價值

作者:陳壁生(清華年夜學哲學系)

來源:作者授權 儒家網 發布

          原載于 《人文雜志》2019年第11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十一月廿三日己丑

          耶穌2019年12月18日

 

內容簡介:在章太炎思惟研討中,文本系統最復雜的,是章太炎先作《訄書》,又作重訂本,平易近國之后又修正為《檢論》。章太炎的不斷自我修正過程,同時也留下他思惟變化的痕跡。在討論這一變化過程中,《檢論手稿》是從來不曾應用的一批手稿。通過這批手稿與《訄書》重訂本、《檢論》刊本的對照,可以深刻體察章太炎自我修正的基礎思緒。而此中比較典範的,是章太炎對經學,對孔子態度的變化。章太炎在《檢論》中參加“六藝論”,在《訂孔》中進一個步驟尊孔,轉向建設性的“國學”,這種轉向本來就超出了“反動”與“守舊”政治立場的二元對立。

 

關鍵詞:章太炎 《訄書》 《檢論》 手稿

 

近年來,《章太炎選集》分三輯陸續由上海國民出書社出書,一代國學年夜師章太炎之著作,凡講演、書信、眉批,幾近全帙,現于人間。而在研討方面,“章學研討論叢”及其他章太炎研討著作,都在持續出書。章太炎對整體的“國學”的懂得,對“歷史”獨特徵的認識,對平易近族主義的闡發,越來越成為新的學術研討的預流。可以說,自章太炎走上中國歷史舞臺,他對中國學術的意義,過往從未出席,未來加倍廣闊。

 

章太炎的平生,思惟、立場屢有變化,由“詆孔”而尊孔,自“反動家”而“儒宗”,最典範地表現在他的“《訄書》—《檢論》”系統的變化中。探討章氏思緒的轉變,其煌煌年夜著具在,而他的手稿,同樣是校對刊本、更深刻討論其思惟變化的主要輔助。而學界從未應用過的章太炎師長教師《檢論手稿》三十篇、目錄、《附錄漢律考》各一紙,對懂得章太炎從《訄書》重訂本到《檢論》的思惟變化,有很是主要的價值。

 

一,“《訄書》—《檢論》”系統

 

在章太炎著作中,文本系統最復雜者,當屬“《訄書》—《檢論》”體系。這一體系,以往章學研討所能應用的資料,包含其書三本,手稿二批。

 

《訄書》初刻本于1900年出書,收錄文章五十篇,封面由梁啟超題簽。同年,初刻本重版,增附《辨氏》、《學隱》二篇。但章太炎對此書一向不滿意,不斷修正。其《自定年譜》1902年云:“余始著《訄書》,意多不稱。自japan(日本)歸,里居多暇,復為刪革傳于世。”[1]在《訄書》初刻本到重訂本的修正過程中,章氏“刪革”的痕跡,上海圖書館存有一批手稿。根據朱維錚師長教師的介紹:“上海圖書館躲有作者三種手跡:一部手改的初刻補佚本,一份手寫的重訂目錄稿,十二篇重訂本新增論文的手稿。”[2]這批手稿,對考證《訄書》重訂本的寫作時間等方面,有主要價值。

 

經過章太炎的大批修訂,《訄書》重訂本于1904年出書,收錄文章六十三篇,附錄四篇,封面轉由鄒容題簽。本書首列二篇,是對《訄書》初刻本的《客帝》、《分鎮》的自我批評,分別是《客帝匡謬》、《分鎮匡謬》,在《客帝包養價格匡謬》中,章太炎本身的校對附言:“余自戊、己違難,與尊清者游,而作《客帝》。棄本崇教,其流使人相食。終寐而颎,著之以自劾錄,當棄市。”[3]其言極為劇烈。

 

《訄書》重訂本完成之后,章太炎依然不滿意,并對此中的文章繼續進行修正。《訄書》重訂本的手改本,今躲國家圖書館,其內容,朱維錚師長教師介紹道:“藍本是根據一九〇六年重版本重印的,版權頁未重視印時間,據下面增印的代售處地址仍在東京,可知為辛亥前重印本。藍本原書首尾完具,改動手跡遍于全書,增刪較年夜篇幅,墨涂淋漓,‘蛛網’滿紙,小字密密層層,辨認極其困難。”[4]也就是說,這一手改本,是在《訄書》重訂本之上直接進行修正。它的發現,對認識章太炎從《訄書》重訂本到《檢論》之間的思惟轉化,有很是主要的意義,對《訄書》重訂本的校對也有很年夜的文獻價值。

 

到了1915年章太炎被軟禁于錢糧胡同,又周全修訂《訄書》重訂本,改為《檢論》行世。《檢論》文章六十二篇,附錄七篇,共九卷。自《訄書》至《檢論》,年月自晚晴而跨平易近國,章氏也由反動而趨守舊,可以說,“《訄書》—《檢論》”系統,典範地表現了章太炎思惟的遷變痕跡。在思惟上,《訄書》初刻本尊荀、客帝,《訄書》重訂本文明上反孔,政治上更具反動思惟,《檢論》加倍尊孔尊經。

 

僅從三書情況,只能窺見章太炎思惟遷變的結果,而章太炎在修正過程中的兩批手稿,加倍可以體察這一遷變過程的細微之思。而從《訄書》重訂本到《檢論》,不單固有的文章有極年夜修正,並且也增刪了不少文章,章太炎的運思痕跡,只能依附國家圖書館躲《訄書》重訂本的包養心得手改本。朱維錚師長教師為《章太炎選集》之《訄書》、《檢論》所寫媒介與編校,湯志鈞師長教師《章太炎年譜長編》之1914年部門、姜義華師長教師的《的文明史意義》,都專門討論《訄書》、《檢論》的各種版本及成書問題,重要的依據,便是這一國家圖書館躲《訄書》重訂本的手改本。

 

可是,章太炎《檢論》的成書,另有《檢論手稿》四冊流傳平易近間。此四冊,共收錄章太炎文章三十篇,用紅8行信箋(整體寬13.2厘米、高22.3厘米,版框寬10.3厘米、高16.2厘米)書寫,國家圖書館躲章太炎手稿《致葉德輝書》、《致順天時報記者新聞一則》中的《呈國務卿、各部總長文》、《致年夜總統、副總統的信》中的《致副總統的信》,用紙風格年夜體雷同,皆為章太炎被袁世凱軟禁于北京時期所書,無疑也。四冊的篇目如下。

 

第一冊:《易論》、《尚書故言》、《六詩說》、《關雎故言》、《詩終始論》、《禮隆殺論》、《年齡故言》等七篇,俱見今《檢論》定本卷二,跟《檢論》定本分歧的是,《手稿》每一題目之下都有“六藝論”三字。

 

第二冊:《訂孔上》、《訂孔下》、《道微》、《原法》、《儒俠》、《本兵》、《學變》、《案唐》、《通程》、《議王》等十篇,俱見今《檢論》定本卷三、卷四。

 

第三冊:《正議》、《思葛》、《伸桓》、《非所宜言》、《附錄近史商略》(題下小字注明“附《哀清史》篇”)、《原教》、《爭教》等七篇,俱見今《檢論》定本卷六、卷八、卷九。

 

第四冊:《官統上》、《對二宋》、《懲假幣》、《小過》、《年夜過》、《近思》等六篇,俱見今《檢論》定本卷七、卷九。

 

此三十篇手稿內容,有大批的修訂、增補痕跡,而最終之定稿,與今《檢論》定本文字完整雷同,可見是章太炎作《檢論》時的最終定稿。同時,有散紙兩頁,一頁列《檢論》目錄,與今《檢論》定本之目錄完整雷同。又有白紙一頁,內容為《附錄漢律考》,與《檢論》定本完整雷同。

 

那么,章太炎是若何手錄此《檢論手稿》三十篇內容的呢?

 

二,《檢論手稿》的書寫

 

平易近國三年,即西元1914年1月7日上午,四十七歲的平易近國元勛章太炎“以年夜勛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年夜詬袁世凱之包躲禍心。”[5]這一驚人之舉經過多方敘述,成為章氏平生最具傳奇顏色的事務之一,也使章氏墮入人生最后一次牢獄之災。

 

事發之后,袁世凱派憲兵將章太炎挾持至軍事教練處,至1月20日,遷章太炎于龍泉寺(龍泉寺位于西城區龍爪槐胡同2、4號,即今歡然亭小學地點地)軟禁。期間,章太炎5月23日致《家書》于湯國梨,決意絕食抗議,并云:“吾逝世之后,中夏文明亦亡矣。”[6]至6月初,“槁餓半月,僅食四餐”,[7]至6月16日,袁世凱將章太炎移居東四牌樓徐姓醫生家中救治。治愈之后,7月24日,章太炎遷居于錢糧胡同新租居所,繼續被軟禁,直到袁世凱稱帝、身故之后的1916年6月16日,章太炎才從頭恢復不受拘束。

 

在錢糧胡同軟禁,章太炎最主要的學術任務之一,就是根據《訄書》修訂本,整飭舊章,增削篇目,作成一全新著作《檢論》。至此,《訄書》初刻本至《訄書》重訂本,最終定于《檢論》,章太炎的《訄書》—《檢論》系統得以完成。大要在1913、1914年間,章太炎撰《自述學術次序遞次》便有明確的修正《訄書》以為《檢論》之意,章氏云:“其他欲作《檢論》明之。舊著《訄書》,多未盡理,欲命名為《檢論》,多所更張。”[8]可見章太炎早就不滿于《訄書》重訂本,對之進行新的修正,并定下《檢論》之名。是以,章太炎遷居錢糧胡同,身體恢復不久,決意從頭編訂《訄書》。當時,章太炎對《訄書》重訂本的修訂手稿,存放在上海哈同花園。是以,章氏8月1日馳書年夜女婿龔寶銓,讓他和章夫人湯國梨來京的時候,把《訄書》修訂手稿帶到北京。章太炎說:“《訄書》改削之稿尚在上海,近復擬年夜加修改。凡自文集而外,自著之稿皆由內人攜來為妥。著作之心,益汲汲矣。”[9]此時距離章太炎搬進錢糧胡同才一周時間,他已經決計安此窘境,再次修訂《訄書》。章氏所謂的“《訄書》改削之稿”,便是今國家圖書館躲,他本身在《訄書》重訂本上進行修正的手稿。在這段時間中,龔寶銓的復信已經亡佚,而章太炎的致書,幾乎每信必敦促此事。8月11日,章太炎給龔寶銓的信中,再主要女大生包養俱樂部求龔寶銓將一批書籍,包含“自著《訄書》改削底稿”,[10]帶來北京。8月16日,他再次致書龔寶銓,敦促龔氏速往上海取書,信中說:“足下速赴滬,將吾一切衣箱、什器、書籍,一概付運送來京。”[11]此中即包含“自著《訄書》改削底稿”。8月20日,章太炎往信又說:“唯篋中另有刊定《訄書》,未能愜意,今欲重加磨琢,此稿看先期帶致也。”[12]9月3日,章太炎信中再次敦促:“篋中另有《訄書》改本,亦看速寄,擬再施筆故也。”[13]至10月15日章太炎信又云:“唯《訄書》改本一冊,尚未年夜定,即可鈔錄粗略,底本俟德玄來京時,可速帶上,擬再有增修也。”[14]在這一過程中,因觸及章夫人能否來京,屢商不決,故攜帶書稿,也遲延有月。章太炎具體哪天收到《訄書》改削底稿,今已不得而知。但到了1915年5月22日,《時報》登載《章氏叢書》廣告有云:“《訄書》一種,師長教師更名為《檢論》,年夜加修正,與初印本絕異。”[15]7月,《章氏叢書》由上海右文社出書,此中即有《檢論》。

 

《檢論》成書這般之速,緣由有二。一是許多內容,章太炎“自著《訄書》改削底稿”已經修正完美。例如《原人》、《序種姓》高低、《原變》、《原墨》等篇章,章太炎“自著《訄書》改削底稿”與《檢論》刊本基礎上雷同,可見章太炎對這些篇章不須進一個步驟修正。一是許多內容,是根據已發表文章修正,如《檢論》新加文章《六詩說》,即本于宣統元年仲春發行之《國粹學報》文章。

 

而《檢論手稿》三十篇及目錄、附《漢律考》一篇,恰是1914年10月之后,1915年5月之前,章太炎在錢糧胡同改《訄書》重訂本為《檢論》過程中,將《訄書》重訂本不錄而《檢論》新增、《訄書》重訂本固有而《檢論》作年夜幅度修正的文章,從頭抄寫、修正,勒為四冊而成。

 

三,《檢論》成書還原

 

根據《檢論手稿》三十篇,我們可以看到,章太炎對《訄書》重訂本進行修正,從頭編訂成《檢論》,年夜體上經歷了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是1913年以前初步寫成的“自著《訄書》改削底稿”。《訄書》重訂本出書之后,章太炎對此書并不滿意,開始著手進行修正,修正的方法,是直接在《訄書》重訂本的1906年重版本上進行改動,同時從頭編制目錄,刪除五篇,改題八篇,增目二十九篇。這部門的改動時間,可以確定在1913年之前,因為章太炎1913年在上海,8月10日包養條件至天津,11日進京,離開上海之前,此稿存于哈同花園。

 

對這一手改本的性質的判斷,朱維錚師長教師說:“既然全書改動時間跨越清末平易近初,而所改者基礎被收進《檢論》,那么不僅不克不及說這個改本反應作者一九一〇年的思惟變化,並且與其稱之為從《訄書》到《檢論》的過渡本,不如稱之為《檢論》的部門初稿更符合實際。”[16]這一判斷是有事理的。是以,《訄書》到《檢論》的變化,不克不及完整懂得為章太炎在辛亥前到辛亥后的變化。此《檢論手稿》手稿之《原人》、《序種姓》高低、《原變》、《原墨》等篇章與《檢論》年夜體雷同,應視為章太炎1913年以前,甚至辛亥前的思惟。

 

第二步,是手寫《檢論手稿》三十篇。這三十篇的內容,與《訄書》重訂本進行對照,其特征特別明確,一是包含了《訄書》重訂本所無、《檢論》新增添的幾乎一切文章。《檢論》文章六十二篇,此中十七篇不據《訄書》重訂本修正,完整是新加文章,而《檢論手稿》中錄有十六篇,包含《易論》、《尚書故言》、《六詩說》、《關雎故言》、《詩終始論》、《禮隆殺論》、《年齡故言》、《訂孔下》、《案唐》、《正議》、《伸桓》、《非所宜言》、《對二宋》、《小過》、《年夜過》、《近思》。也就是說,除了《道本》之外,《檢論手稿》包括了《檢論》新增的一切篇目。並且,手稿《附錄近史商略》,也是《訄書》原無,《檢論》附于《哀清史》者。這些文章中,《手稿》所列“六藝論”的《易論》、《尚書故言》、《六詩說》、《關雎故言》、《詩終始論》、《禮隆殺論》、《年齡故言》等七篇,是新參加的經學文章,表白章太炎對“《訄書》—《檢論》”系統的認識轉變。別的,《對二宋》、《近思》、《非所宜言》等皆辛亥后新撰,在必定水平上可以視為對辛亥后政治、思惟的回應。

 

二是包含了十三篇《訄書》重訂來源根基有、《檢論》做出了年夜幅度修正的文章,分別為《訂孔上》、《道微》、《原法》、《儒俠》、《本兵》、《學變》、《通程》、《議王》、《思葛》、《原教》、《爭教》、《官統上》、《懲假幣》。此十三篇修正幅度極年夜,故章太炎收錄重抄。例如《儒俠》一篇,《訄書》重訂本簡略,并附《上武論征張良事》。北圖躲手改本,“註釋刪除‘治世知其輔法……道之以義方已矣’一段,其他個別字句有改動包養金額,無增補。附錄未作修正。”[17]《檢論手稿》則不單刪除這一段,並且對其內容進行改寫。同時,《檢論手稿》還刪除了附錄《上武論征張良事》,增添關于盜跖的內容一千多字。

 

又,在《檢論手稿》中,一篇《原墨》存目,章氏下云:“見《訄書》”,國圖包養平台所躲“自著《訄書》改削底稿”,與《檢論》定原形同,故章氏《檢論手稿》不錄其文。

 

從《檢論手稿》手寫文章的特征可以看出,這一手稿,是章太炎獲得“自著《訄書》改削底稿”之后,根據本身對《訄書》重訂本的改動情況,增益篇章,又對嚴重修正文章,重錄一遍,最終成此手稿。

 

第三步,是章太炎對手稿內容的進一個步驟修正。《檢論手稿》有大批的作者自改痕跡。這一手稿諸多篇章都在紅8行之外,增補了大批內容,這并非在寫作過程中隨寫隨改,而是在寫作完成、修繕脫稿之后,作者再一次進行修訂,是以,刪改極少,增補良多,並且增補內容年夜多在紙版上方空缺處。這表白《手稿》是經過了二次抄寫而成。舉例而言,《儒俠》一篇,在紅8行內的註釋與紅8行外新勾進兩年夜段(用〔〕楷體標出)內容如下:

 

案《年齡》,魯掉寶玉年夜弓,猶書其盜,而盜跖名不見于簡策。《年齡》惟僖十五年書:“震夷伯之廟。”《傳》曰:“罪之也,于是展氏有包養網評價隱慝焉。”此亦不指盜跖,聚徒橫行,非隱慝,明矣。〔意者,是時臧孫為政,國祀爰包養網推薦居,家寶元龜,營于禨祥,以假威寵,非跖莫能破其神道誕妄。《魯頌》之篇,以揚僖公,非跖無以彈其淫名。妾織蒲而平易近利奪,六關置而行旅梗,非跖則不均平通達也。此皆為害細微,而智者因以感謝。見微以知箸,依今以知始終,其道甚年夜,而違于周法,是以《年齡》不成布彰,〕孔、墨不譏,自孟、荀、莊、呂乃亟稱之。明其權奇知變,為年夜俠師,故其徒誦義無窮。年齡貴族之世包養dcard,無俠名,而懱以為“盜”。所謂驅人牛馬,取人婦女,以飴黏牡,膾人之肝者,殆過情矣。〔且展禽為士師,三黜而再見復,亦其視為白地小寇,故假刑官詰禁之權于其兄,以陰與講解也。魯惡展禽,而猶用之以與跖為講解,亦猶王敦為變,不得不任王導耳。然其視跖亦淺矣。世卿在位,不窺慷慨,而賦人以惡名,聞于后代。〕法訓之士,以輔翼世主為亟,雖華仕、陳仲猶不與,何乃與盜跖也?

 

本段所述,紅8行內原文解釋為何史書不稱盜跖,其敘述文暢理順,毫無違和。而章太炎在修正中,勾進兩年夜段,第一段說明盜跖不見簡冊的緣由,第二段進一個步驟舉展禽為例與盜跖對照。加上此二段之后,論述加倍豐富無力。而補充后的書稿,與今《檢論》刊本完整雷同。又如《道微》,其文有云:

 

為義而逝世,〔見危受命者,〕亦惟心所安隱,非禮義法式鑠之。故逝世社稷,成忠貞者,與夫乞人之卻嘑,蹴而就,立槁,其分則均也。夫漢之時,平易近氣果,少不稱心,而忼慨自經者相踵。〔就不自殺,則金刃加乎敵仇矣。以此棄市決死而不悔。〕惜其傷身,以喪材桀,故裁之也。

 

此段如無增添內容,同樣文通理順。《檢論手稿》幾乎每篇都有新增添內容,而所增添者,清楚是在原稿已經完成之后,作者再行檢閱,見其有可訂補,乃年夜加增補,往往出于稿紙上紅8行之外。而訂補之后,完整成為《檢論》之註釋,假如光讀《檢論》刊本,不成能看出章氏訂補的運思痕跡。

 

在手寫《檢論手稿》中,章太炎還本身加斷句,分段落。蓋以“《訄書》—《檢論》”系統之遣辭古奧,佶屈聱牙,后之收拾本多有錯謬,雖新出《章太炎選集》,也是這般。如《選集》本《訂孔下》有云:“故疏浚知遠者恕,文理密察者忠。身觀焉忠也?方不障恕也。”[18]依《手稿》,此句斷句應為:“故疏浚知遠者恕,文理密察者忠。身觀焉,忠也。方不障,恕也。”又,《選集》本《原法》有云:“晚世律,本上因䣜侯《九章》。”[19]依《手sd包養稿》,此句斷句應為:“晚世律本,上因䣜侯《九章》。”這般之類甚多,茲紛歧一列舉。

 

四,從《訄書》到《檢論》

 

由《訄書》到《檢論》,體現了章太炎辛亥前到辛亥后的思惟變化。此中,特別典範的,是章氏對經學,對孔子態度的變化。

 

比擬于《訄書》重訂本,《檢論》第二卷就增添了七篇經學專論,包含《易論》、《尚書故言》、《六詩說》、《關雎故言》、《詩終始論》、《禮隆殺論》、《年齡故言》,并且,在《檢論手稿》中,每一篇目題下均有“六藝論”三字。這在章太炎學術中,并包養網比較非小變。蓋《訄書》初刻本、重訂本的內容,與其說是討論學術,不如說是凸起政治。《訄書》跟《國故論衡》的最基礎差別,就是《國故論衡》是比較系統地總結“國故”,即國學的學術著作。而《訄書》的幾乎每一篇文章,都可以看到章氏很是明確的政治立場。1915年1月12日,章門高弟錢玄同到錢糧胡同探望老師,當天之日記載:“至章師處,師謂擬編《群經年夜義》數篇進《訄書》。《訄書》體例為談經、說史、論政諸文,其論小學、論文學、論玄學則為式相侖(輪)奐云。”[20]據錢玄同日記,這段時間他屢次拜訪老師,但語涉學術者,惟此包養合約一處,足見錢玄同對此事的重視。

 

章氏學主古文,其論經,也夷經為史。可是,在平易近國初年的政治環境中,以平易近國元勛,修訂舊章,廁進“六藝論”,實有深意焉。辛亥之前,新學蜂起,早有廢經之論,平易近國肇建,經學科廢,則在教導體制上實質性地排擠經學。而在思惟上,國體由帝制而共和,平易近權興起,傳統之綱常倫紀,早已不適應共和之平易近人。到了1915年9月,具有標志性的《青年雜志》已經創刊,1916年2月15日《青年雜志》已經發出陳獨秀的《吾人最后之覺悟》,宣稱:“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憲制,復欲于倫理上守舊綱常階級制,以收新舊調和之效,自家沖撞,此絕對不成能之事。蓋共和立憲制,以獨立、同等、不受拘束為原則,與綱常階級制為絕對不成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廢其一。”[21]倫理的覺悟乃最后之覺悟。而中國之倫理,重要正在經學之中。在這一系列佈景中,章太炎一方面改革經學,焦點即夷經為史,其《訄書》、《檢論》之《清儒》一篇,針對康有為之說并申己說云:“魕鬼,象緯,五行,占卦之術,以宗教蔽六藝,怪妄!孰與斷之人性,夷六藝于古史,徒料簡事類,不曰吐言為律,則上世社會汙隆之跡,猶粗略可知。以此綜貫,則可以明進化,以此裂分,則可以審因革。”此語《檢論》因之未改。[22]經學之效能轉為考核上世社會變遷,明審歷史因革。另一方面則堅定認為必須保留經學,蓋以經學不存,則國之歷史不明,國本不固,國無與立。可以說,《檢論》特別增添“六藝論”,恰是章太炎在辛亥后的文明立場的鮮包養留言板明表達。

 

對于孔子的態度,《檢論》同樣發生了宏大的變化,重要在《訂孔》。比擬于《訄書》重訂本,《檢論》之《訂孔》分為上、下,上篇據《訄書》刪改,下篇盡為新寫內容。較比《檢論》之改寫,乃知章氏之轉變。《訄書》重訂本云:

 

凡說人事,固不當以祿胙應塞。惟孔氏聞看之過情有故。曰:六藝者,道、墨所周聞。故墨子稱《詩》、《書》、《年齡》,多太史中秘書。女商事魏君也,銜說之以《詩》、《書》、《禮》、《樂》,從說之以《金版》、《六弢》。《金版》、《六弢》,道家至公書也,故知女商為道家。異時老、墨諸公,不降志于刪定六藝,而孔氏擅其威。遭焚散復出,則關軸矜持于孔氏,諸子卻走,職矣。[23]

 

《檢論》則云:

 

追惟仲尼聞看之隆,則在六籍。六籍者,道、墨所周聞。故墨子稱《詩》、《書》、《年齡》,多太史中秘書。而老聃為守臧史,得其本株。異時倚相、萇叔諸公,不降志于刪定六藝。墨翟雖博聞,務在神道,珍秘而弗肯宣。繼志述事,纘老之績,而布彰六籍,令人人知宿世廢興,中夏所以創業垂統者,孔氏也。遭焚散復出,則關軸矜持于孔氏,諸子卻走,職矣。[24]

 

《訄書》言“異時老、墨諸公”,《檢論》作“異時倚相、萇叔諸公”,《檢論手稿》中“倚相、萇叔”四字,原有“左史”、“老聃”字樣,章太炎最后涂改之后,換成“倚相、萇叔”,可見章氏對此處人名,曾經仔細考慮。這兩段,同樣是解釋老聃、墨翟、孔子皆接收作為王官學的六經,惟孔子刪削,老、墨無與,《訄書》批評“孔氏擅其威”,《檢論》則贊揚孔子“布彰六籍”之歷史功績。自詆孔而至于尊孔,昭然可見也。

 

並且,根據《檢論手稿》中的修正,也可以看出章太炎對孔子的態度變化。《訄書》有云:“孔子逝世,名實足以伉者,漢之劉歆。”[25]在《檢論手稿》中,此文原來堅持不變,可是后來勾往“逝世”字,改為“歿”字。這一改動,應該是章太炎最后定稿時所改。《禮記・檀弓》有云:“正人曰終,君子曰逝世。”[26]《禮記·曲禮下》又云:“皇帝逝世曰崩,諸侯逝世曰薨,年夜夫逝世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逝世。”[27]“逝世”為通稱,亦專指君子。“歿”之意,《說文》云:“終也。從歺勿聲。”先秦古籍之稱正人之逝世,多用“歿”。故章氏特別改“逝世”為“歿”,有尊敬其人之意。

 

但是,章太炎對孔子的懂得,有終身不變者。《訄書•訂孔》云:“孔氏,古良史也。輔以丘明而次《年齡》,料比百家,若旋機玉斗矣。談、遷嗣之,后有《七略》。孔子逝世,名實足以伉者,漢之劉歆。”[28]《檢論•訂孔上》僅改“孔氏”為“仲尼”,改“逝世”為“歿”,也就是說,章太炎認為孔子刪削六經傳授生徒,是保留古史并傳播古史,就此而言,孔子的偉年夜功績,是作為一個歷史學家的功績,孔子之后與之相接者,是左丘明、司馬談與司馬遷、劉歆。柳詒徵曾批評章太炎《諸子學略說》對孔子的不敬,章太炎在1922年的答信中說:“不才少年本治樸學,亦唯專信古文經典,與長素輩為道背馳。其后甚惡長素儒教之說,遂至激而詆孔。中年以后,古文經典篤信如故,至詆孔則絕口不談。”[29]此中,“中年以后”的作品,即包含《檢論》、與康有為論戰的文章《駁樹立儒教議》(作于1913年)等。

 

簡言之,包養妹從《訄書》到《檢論》的文本傳承變異過程,中間隔著辛亥反動、滿清轉向平易近國、帝制走向共和,章太炎的文明立場,也從“詆孔”轉向崇經、尊孔。在辛亥反動以后,尤其是北伐戰爭后的歷史敘事中,這一文明立場變成從“反動”轉向“守舊”的政治立場。魯迅在《關于太炎師長教師二三事》的描寫成為此后數十年章學研討主流對章太炎學術轉變的基礎出發點。魯迅認為章太炎在平易近國之后,“既離平易近眾,漸進頹唐”,并認為:“浙江所刻的《章氏叢書》,是出于手定的,年夜約以為駁難攻訐,包養ptt至于忿詈,有違古之儒風,足以貽譏多士的罷,先前的見于期刊的斗爭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詩兩首,亦不見于《詩錄》中。一九三三年刻《章氏叢書續編》于北平,所收未幾,而更純謹,且不取舊作,當然也無斗爭之作,師長教師遂身衣學術的華袞,粹然成為儒宗。”[30]魯迅所批評的,僅是章太炎手定《章氏叢書》及《續編》刊羅辛亥前的戰斗性文章。可是,許多研討將這一態度無限擴年夜化,并以此對待章太炎辛亥前與辛亥后的思惟轉變,若有研討者認為:“《檢論》中‘國故’增添了,反動性減弱了。”[31]“反動時期的‘訂孔’已落在他的視野之外。章太炎想把《檢論》改為‘傳世’的‘文苑’之作,其實是向后發展。”[32]這般之論,頗具代表性。

 

在這樣的章太炎研討中,往往把“反孔”與“尊孔”的文明態度,同等于“反動”與“守舊”政治立場,以此認為章太炎在辛亥反動之后反動性減弱,漸進頹唐。但事實上,章太炎在辛亥前的“詆孔”到辛亥后的“尊孔崇經”,文明立場的轉包養sd換并不料味著政治立場的變化,也就是說,章太炎的思惟本來就超出了“反動”與“守舊”的二元對立。蓋辛亥之前,平易近族反動、政治反動、社會反動彼此糾纏。平易近族反動旨在驅除韃虜,顛覆滿清,政治反動要在顛覆帝制,建設共和,而社會反動則更重顛覆綱常,伸張平易近權。

 

對章太炎而言,之所以必須反動,重要緣由是滿人執政。章太炎即使是在反動思惟最強的1900年之后數年,也嚴格區分種族反動與政治反動,即“光復”與“反動”的差別。在為1903年為鄒容的《反動軍》所寫的序文中,章氏云:

 

抑吾聞之,本家相代,謂之反動;異族攘竊,謂之滅亡;改制本家,謂之反動;驅除異族,謂之光復。今中國既已滅亡于逆胡,所當謀者光復也,非反動云爾。容之署斯名何哉?諒以其所規劃,不僅驅除異族罷了。雖政教學術、禮俗材性,猶有當反動者焉,故狂言之曰包養網單次反動也。[33]

 

章太炎的區分,概況上是對鄒容的闡發,事實上是論述他和鄒容的分歧。到了1906年,章太炎在《平易近報》發表的《反動之品德》一文,更明確認為他要進行的是“光復”而非“反動”,文中說到:

 

古之所謂反動者,其義將何所至耶?豈不曰天命無常,五德代起,質文相變,禮時為年夜耶?夫如是,則矯正朔、換衣色、異官號、變旗識,足以盡反動之能事矣。名不用期于背古,而實不成不務其愜心。吾所謂反動者,非反動也,曰光復也,光復中國之種族也,光復中國之州郡也,光復中國之政包養網車馬費權也。以此光復之實,而被以反動之名。[34]

 

章太炎這一思惟,恰是奠定在《年齡》古文學以人種判分夷夏的基礎之上。李源澄在《章太炎師長教師學術述要》中說:“師長教師以史觀經,而明于包養女人現代之政術。固執內諸夏外蠻夷之義,為平生精力之所依靠,此又非凡甜心寶貝包養網是所謂漢學家所能至也。”[35]

 

也因這般,當辛亥反動一舉完成了種族反動與政治反動,章太炎的態度遠不如那些標準的反動者明確。1911年,時在japan(日本)的梁啟超發表了《新中國建設問題》,主張“虛君共和”,并派盛先覺回國與各方面聯系,盛先覺在給梁啟超的信中,講到他訪問章太炎時,“先是章有給滿洲與清帝使之自立之議,覺以詢之,章曰:‘昔誠有此議,今已知其不成而作罷矣。’覺又聞章曾有共和當局成立之后,首立清帝為年夜總領,后再黜而竟廢之之議,以甜心寶貝包養網詢章,章曰:‘昔亦誠有是,然今年夜勢已粗定,清廷萬無能為力,且反動黨勢甚囂囂,再作此言,必年夜受辱。吾今亦不敢妄談矣。’”其后盛先覺加議論云:“由是觀之,章之難能主張虛君共和,蓋可想見,而似沉默許可也。何則?覺先進言中國現情,不稱包養網心得共和,章聆而深然之故也。”[36]到了1912年1月3日,章太炎在《中華平易近國聯合會第一次年夜會演說辭》中提出了他關于建設新中國的見解,集中的態度是:

 

中國本因舊之國,非新辟之國,其良法美俗,應保留者,則存留之,不克不及事事更張也。[37]

 

章太炎特別強調:“關于中國舊有之美俗良法,宜考慮保留者”有八條:

 

一、婚姻軌制宜仍舊,惟晚婚則應禁。…

 

二、家族軌制宜仍舊。…

 

八、在公共場所,效外人接吻、舞蹈者,男女雜沓,年夜壞風紀,應由差人制止。[38]

 

婚姻軌制、家族軌制皆觸及到族包養網比較權、父權、夫權,恰是綱常倫紀的焦點,也是尋求平易近權,尋求同等的最年夜阻礙。而這在章太炎的眼里,都是“中國舊有之美俗良法”。事實上,這恰是章太炎在政治反動業已發生之后,通過反對社會反動,而以家庭、家族品德來保護共和軌制的主要建議。

 

可以說,辛亥前章太炎之反動思惟,要在顛覆滿清政權的政治反動,而不在改變固有倫常的社會反動,是以,辛亥反動之后,保護反動結果的方法便不是繼續進一個步驟進行社會反動,而是重振綱常進行社會建設。是以,“國于六合,必有與立”之所“立”者,在歷史文明、倫常品德,這成為章太炎的新的責任。在這一意義上,章太炎從《訄書》轉向《檢論》,在《檢論》中參加“六藝論”,在《訂孔》中進一個步驟尊孔,轉向建設性的“國學”,這種轉向本來就超出了“反動”與“守舊”政治立場的二元對立。

 

注釋:
 
[1]姚奠中、董國炎:《章太炎學術年譜》,太原:山西出書傳媒集團,第68頁。
 
[2]朱維錚:《本卷媒介》,《章太炎選集》第一輯之《訄書檢論》,上海:上海國民出書社,2014年,第12頁。
 
[3]《章太炎選集》第一輯之《訄書檢論》,第1包養條件20頁。
 
[4]朱維錚:《本卷媒介》,《章太炎選集》第一輯之《訄書檢論》,19頁。
 
[5]魯迅:包養金額《關于太炎師長教師二三事》,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修訂本),北京:生涯•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第39頁。
 
[6]章太炎:《與湯國梨》,《章太炎選集》第三輯之《書信集》,第694頁。
 
[7]章太炎:《與湯國梨包養網dcard》,《章太炎選集》第三輯之《書信集》,第695頁。
 
[8]章太炎:《自述學術次序遞次》,《章太炎選集》第三輯之《太炎文錄補編》,第508頁。
 
[9]章太炎:《與龔寶銓》,《章太炎選集》第三輯之《書信集》,第750頁。
 
[10]章太炎:《與龔寶銓》,《章太炎選集》第包養情婦三輯之《書信集》,第750頁。
 
[11]章太炎:《與龔寶銓》,《章太炎選集》第三輯之《書信集》,第751頁。
 
[12]章太炎:《與龔寶銓》,《章太炎選集》第三輯之《書信集》,第751頁。
 
[13]章太炎:《與龔寶銓》,《章太炎選集》第三輯之《書信集》,第751頁。
 
[14]章太炎:《與龔寶銓》,《章太炎選集》第三輯之《書信集》,第753頁。
 
[包養平台15]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289頁。
 
[16]朱維錚:《本卷媒介》,《章太炎選集》第一輯之《訄書檢論》,第21頁。
 
[17]《章太炎選集》第一輯之《訄書檢論》,第140頁。
 
[18]《章太炎選集》第一輯之《訄書檢論》,第433頁。
 
[19]《章太炎選集》第一輯之《訄書檢論》,第442頁。
 
[20]楊天石主編:《錢玄同日記》,北京:北京年夜學出書社,2014年,第278頁。
 
[21]包養站長陳獨秀:《吾人最后之覺悟》,《獨秀文存》,上海:亞東圖書館,平易近國十四年,第55頁。
 
[22]《章太炎選集》第一輯之《訄書檢論》,第157頁,第486頁。
 
[23]《章太炎選集》第一輯之《訄書檢論》,第132頁。
 
[24]《章太炎選集》第一輯之《訄書檢論》,第430頁。
 
[25]《章太炎選集》第一輯之《訄書檢論》,第133頁。
 
[26]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7年,第126頁。
 
[27]鄭玄注,孔穎達疏:《禮記正義》,第99頁。
 
[28]《章太炎選集》第一輯之《訄書檢論》,第133頁。
 
[29]章太炎:《與柳詒徵》,《章太炎選集》第三輯之《書信集》,第971頁。
 
[30]魯迅:《關于太炎師長教師二三事》,陳平原、杜玲玲編:《追憶章太炎》(修訂本),第39、40頁。
 
[31]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第282頁。
 
[32]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第283頁。
 
[33]章太炎:《序》,《章太炎選集》第三輯之《太炎文錄補編》,第233頁。
 
[34]章太炎:《反動之品德》,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第309頁。文章后支出《太炎文錄初編》,并改標題為《反動品德說》。
 
[35]李源澄:《章太炎師長教師學術述要》,《李源澄著作集》,臺北:“中心研討院”中國文哲研討所,平易近國97年版,第1463頁。
 
[36]丁文江、趙豐田編:《梁任公師長教師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第296、297頁。
 
[37]章太炎:《中華平易近國聯合會第一次年夜會演說辭》,《章太炎選集》第二輯之《演講集》,第161頁。
 
[38]章太炎:《中華平易近國聯合會第一次年夜會演說辭》,第163頁。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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